且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有一小吏名为李斯，年近而立。李斯的父亲早年曾师从荀子的弟子，担任过县府文案（师爷），供职四十多年，伺候过了十几位县官。他为人诚篤，忠贞敬业，县域内颇具人缘，最终告老还乡，其膝下只有独子名为李斯，自幼教其文笔，李斯颇有才气。官府感李父服务多年也无什么积蓄，为助其养老就特例安排为其子李斯在县衙谋了一个美差－－担任府库簿记（相当于现在的县财政局会计），平时的工作就是辅助上司主管登记收纳、稽核田亩、统计钱粮赋税、管理官府平准仓库，丰年储备，灾荒年赊济灾民。
李斯当的这府库簿记是个芝麻官下面的小芝麻官，可它是入官籍的、正式在册的大楚国国家公务员。说它是“美差”不是说每月挣得铜钱月谷多，而是在这个任上，因为能够识文断字、识数，加之官府公务上经常迎来送往，若是个头脑乖巧的，可以投上级所好、取悦攀附上去，一般晋升较快。古代民风极其淳朴、识字的也不多，识字本身就是个鹤立鸡群的优势，何况这李斯还写的一手好字！只是不知那时候，有多少人去找他写个条幅、春联什么的？不过，李斯所记录的账簿极其工整、详实，颇受主管县令、上级稽核官员们青睐，李斯人品诚恳老实、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他是楚国青年干部梯队中获得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19岁时李斯娶楚国织户的女儿、十六岁的楚湘为妻，夫妻两个育有一子，名为李由。作为小吏，李斯整日忙于公务，妻子在家整理桑田、采茧缫丝、印染纺织，小两口劳劳碌碌，辛苦持家，李斯的日子过的虽然艰辛，免不得为生活琐事拌嘴吵闹，但也和和美美、相对清闲自在。李斯家族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当时的楚国，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有君王、贵族、豪强富户，下有佃农、贫农、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李斯家族的社会地位恰好就在中间。
李斯的理想不高，就是勤勉做事，力争能在仕途上再爬一些台阶，实现进入县级领导班子、光宗耀祖的美梦，至少也要多赚一些银两，好歹翻盖一下自家的房子，买上几十亩、最好是上百亩田地，再买几个奴隶当耕种帮手。
我国夏商周、春秋时代原本一直实行的是井田制，就是口字型里面包围一个井字格的形象，田间的道路竖的叫做阡，横的叫做陌，由道路、水渠分隔出来的八块私田包围着中间一块公田，周朝公田一般是100亩、周边私田800亩共计900亩。夏代时候开垦的土地少，公田是50亩。商朝农耕有进步，公田是70亩。不偏不倚，八户人家轮流耕种八块私田，同时必须去公田耕种、服劳役，私田出产归私人，公田出产归国家。这种劳役税在《孟子滕文公上》讲的最清楚，“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其实古代也一直存在因私废公的不良现象，惹得老夫子很不满。
古人高度重视分田制禄，国君占据京城，周边土地是属于君王的领地。分封的大小诸侯各有采邑，基本上都实行井田制。基层井田上的八户人家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维系着稳定的古代氏族社会，这也是中国小农村的本源。
可是到了战国时期，井田制这一套不行了。一方面是人口大量增加、开垦的土地数量不够了。另一方面战乱又导致人口逃亡、土地荒废，私田、公田都无人去耕种，国家赋税从何而来？诸国于是纷纷变法，齐国搞了“相地而衰征”，鲁国搞了“初税亩”，秦国搞了“废井田、开阡陌”，楚国搞了“量入修赋”，郑国搞了“开亩树桑”、晋国“履亩而税”，其实都是打破公田、私田的界限，重新分配土地，按照土地的不同类型、不同丰腴程度厘定税赋。得到土地的庶民多数取得的只是土地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并非所有权，能不能继承各国情况不统。当然，也有一些小国干脆实行了真正的土地私有化。
均分土地并不能带来公平，《管子》里就预见到：“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贫者无立锥之地。”不幸这个问题也被商鞅给发现了，这家伙立即把秦国的土地制度改成了授田制，而且是军功授田制，不准民众买卖土地、迁徙。普通民众想要获得新增的土地吗？那就只有去战场上去砍敌人的脑壳。从此，一听说要打仗，秦国民众就敲锣打鼓、手舞足蹈相庆。
不管怎样，井田制就这样崩溃了，许多开垦或分到田地的奴隶也成了庶民。天下逐渐乱了。自此礼崩乐坏，孔老夫子气的浑身颤抖，直喊“大道不兴，我走了，弄个筏子海上漂。”。
楚国当时国土面积很大，并吞吴越使它的疆域从长江中游一直扩大到下游，而且还在不断南下、北上发展。秦国占领它多少国土，它就再加倍拓展多少。所以，楚国的领地很多都是新占领的、控制力比较差。比如李斯的家乡上蔡，原来就是蔡国最早的国都，后来公元前528年蔡平侯迁都新蔡，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下蔡。
这个蔡国来头不小，“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