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杨星辰同志，我不否认存在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但你也得承认，之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打得没有前四次好，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的指挥有问题，而是红军出现了动摇主义思想的动向。这不是战士的责任，问题就出在你们指挥员身上。说穿了，你们对于坚定的防御和果断的快速突击的效果，产生了不该有的怀疑和动摇，这在防御战中是致命的。”
李德回忆的说：“在德国，我有幸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在这场战斗中，我获得的最大经验就是死守，不准后退一步！杨，相信我，如果你们始终不敢和国民党正面对抗，你们是不会有前途的！”
杨星辰：“李德同志，巴伐利亚保卫战我不了解，但我研究过日俄战争。可以说别说和日军相比，就是俄军的坚韧，也是目前的中**队无法相比的。包括我们红军在内。”
李德：“其实你不必太担心新兵的损耗。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们的兵力资源比德国好得太多了！杨，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将领，是天生的将军！我认为你将来的前途，可能会超过你们的林！可是你现在欠缺的，是林那样的大局观。你过于注重伤亡了，要知道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做…”
杨星辰：“一将功成万骨枯。李德同志，我知道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到了民族生死存亡、国家岌岌可危的千钧一发之时，我也会像您一样，把不会开枪的新兵推上战场。可是我们现在明明有更好的选择，明明可以用游击战来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为什么还要白白付出更大的牺牲呢？”
李德反唇相讥道：“我们在广昌战役前期一直都在苦苦寻觅穿插的机会，结果几只穿插部队都被敌人围歼或重创。关键是国民党光在赣南就修筑了几千个碉堡，部队怎么穿插都在敌人的碉堡网格中，最后只能面对短距离的突击战这唯一的选择！我根本就看不到红军的机动优势在哪里？在两个碉堡间最多五公里甚至更短的距离间怎么发挥出所谓的机动优势？”
杨星辰：“李德同志，和国民党死扛，我们确实不是个儿。但要论机动，我们的优势不是一点点！我们经过红军特有的政治思想工作所教育出来的战士，其顽强和坚韧的战斗意志或许还比不上日军和俄军，但比起**，那不要好得太多！我们无论主力还是地方部队甚至民兵，也许枪法不行，但武装越野所有部队都抓得很紧。我们师只要没有作战任务，每天一个一万米雷打不动；每星期还要加一次两万米或者一个武装泅渡。”
杨星辰：“我发现敌人的这次围剿，充分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层层筑垒推进、步步为营，绝不贪功冒进。明明有战机或者我们多方放出诱饵，始终不吞，而是停下来构筑工事。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谓曾国藩式的结硬寨、打呆仗。这就是典型的以拙制巧！所以广昌战役前期您和中央主张的内外线结合、以正面层层阻敌结合集中主力部队进行短促突击打围歼战，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广昌战役我们集中了全部主力，但是拿敌人一个固守的、不完整的师都没有办法还伤亡惨重，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说明这一次的敌人和前四次不同，而这一次的我军也与前四次不可同日而语。把话说白了，那就是敌人经过长期整训、战斗力极大提高；而我军因为缺枪少弹、又补充大量新兵，战斗力有极大的下降。”
杨星辰：“前四次反围剿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是因为我们坚持茅主席的运动战加游击战，不跟敌人争一时之短长，而是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现在您要寸土必争，和敌人纠缠在一起，在敌人的这种筑垒战法下，就等于是让敌人把绳子一层层的套上我们的脚脖子，一直到我们无法动弹为止。”
李德：“上次我就说过你太缺乏大局观了！也没有你们茅主席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伯古和向应同志就指示要用好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要实行大量的运动战辅之以大量的游击战，绝不固守一城一地。共产国际也指示我们，要以运动战而避免同敌人重兵集团进行硬碰硬的战斗。实际上反对茅主席的游击主义和机会主义，这并非我李德的个人发明。早在我来中央苏区之前，茅则冬同志就遭到了中央的批判。但是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广昌战役的失败，证明了在国民党这种新战法下，别说游击战了，连运动战都是不适宜的。所以接下来的作战，中央决定要强调坚决固守，一步也不准后退！因为国民党已经进入了苏区的腹地，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运动的空间。”
杨星辰叫了起来：“什么！明明是错误的战略原则，现在还要变本加厉，这不是明知故犯、错上加错吗！”
李德：“中央的战略部署，我无权向你透露，我只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的苏区已经不是以前的苏区了。以前你们靠打土豪就能维持部队，现在则要靠工商企业以及人民的税收。更不用说，弹药补给、伤病医疗了。就是印刷苏区货币的印刷机，那也是钱买来的呀。任何大的损失，都不是目前的**能够承受的，这都是多少年辛辛苦苦置起来的家当！所以，你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说应该向苏区外去进行更大范围的运动战吗？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们中央绝不会同意。”
杨星辰的眼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