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想用“性”来解放或救赎自己，没想到，有了形而下的“性爱”，反而迷失了形而上的“性灵”。
他们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风流潇洒，没有顾虑吗？
他们是否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老子、庄子：“性派对”的膜拜祖宗
尽管老子、庄子的人生哲学与“性派对”行为乃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拜祖宗、写族谱”流行的今天，“遮阳部落”的事主们也不能免俗，他们竟然嫁桃移李，断章取义，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老祖宗“认”到了老子、庄子头上。
他们振振有辞：老祖宗们不是说：“戚戚以至久生，百争、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吗？
就是说，与其过上百年、千年、万年的清心寡欲的日子，还不如充分地享受它十年二十年的快活时光呢。
因此，人根本没有必要去树立什么理想，追求什么道德、功业，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享受感官肉体之乐，这才是最好的超越死亡的办法。
他们又列举：老祖宗们还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也就是说，人生何求？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了这四样东西，人生就足够了。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以身殉情、殉义、殉名、殉利，更不用说殉国和殉天下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漂流身体，任诞狂放，不受社会规范约束，一切以“自我”为本位，呈现一种任性率真的镜像。
“任性率真”本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人格的违众脱俗，矫矫不群，也可以是言行的不遵礼法，极端放纵。
最典型的是竹林名士和魏晋风度。
基于此种认识，“性派对”中的智囊们竟又将族谱下移到汉末戴良、孔融们的头上，说“任性率真”经过了这一拨前辈们的“点润”，至竹林名士旗下，已是盛极一时；而两晋士林更是推波助澜，将人生快活推至极臻。
然而，即使“遮阳部落”的族谱一直写下来，直到认王朔这些“玩主们”为“拜把子兄弟”，认卫慧这些“宝贝们”为“露乳房姐妹”，他们的行为仍然只是“地下式”的，他们的快乐也终究有一点“发霉的”气味。
没有阳光的生命能不苍白吗？
关于本书引子（7）
精神卫生：“性派对”的动态走势“性派对”的动态走势由每个行为者的精神卫生决定的。
而精神卫生的表层恰与道德价值相接壤。
吊诡的是，这些“都市异类”口口声声要将“意义”、“道德”、“历史”和“价值”等大写名字从他们的字典里无情地“清理”出去，可骨子里，他们仍然踯躇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因为，作为衡量个体“冲动符码”的“价值”，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类化的、表示欲求与否的态度中的核心成分，并在长远的基础上引导行为细节指向优先于其它的目标。
一个人的价值系统一般包含有不同水平的价值，是动态性的，它依凭时势的波动设计出不同的定位测量指数。
“性派对”的核心字眼是“性”，这是个人价值系统测量指数的定位标签。
“派对”只是实现“性行为”的方式或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
从“手段”到“目的”的过程中，行为者的“态度”决定着享受“性”乐趣的精神向标。
而个人的“态度”是紧密与“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性”的特定内容和它在人格建设的结构中具有比价值更为边缘的特质，而态度则是关于人、事物和情境的信念与情感的相对持久的组织结构，因此，“性派对”的行为态势使人倾向于以某一特定的方式做出隐秘反应。
就行为者而言，“性派对”反叛的鹄的是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作为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复杂的倾向模式，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标志着高度的惯例性、迷信、侵犯性、思想僵化，屈从于权威和其他特征。
与权威主义相对应的就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矮人主义”，这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要因之一，它说明国人的心理态度不健康，精神卫生不洁净。
而心理态度与精神卫生紧密相关的三个词就是：卑、妒、偏。
内部平衡失调和以偏见待人均属于精神不卫生的因素，是上述三个词的具体表征。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了一套保持精神卫生的原则，它包括“慎独”、“致中和”、“素位而立”、“存忠恕”，“行三达德一智、仁勇”。
精神卫生的要旨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性派对”的行为者之所以被视为生活在各自虚拟的镜相中，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精神卫生的三大要旨，因而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健康的，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弱者的对抗”：“性派对”的行为策略
“性派对”行为者的自欺，或者欺人，表现在他们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中，却沉湎于“小圈子”、“小团体”，对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