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临江街头的建国、民主、兴隆这三所小学，只有三位女同学来自三道沟门的“临城小学”。三道沟门过去是临江直属的大队叫临城大队，现在成了临江市的一个区了，临长公路（临江至长白）从村中穿过，呈东西向把屯堡分为两半；三道沟河把屯堡呈南北向分为两半。公路出村东就上岭，上去就是形势险峻的“长尾巴岗”。
进村首先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砖厂。王莲家就在砖厂边上，父兄都是砖厂职工，家庭条件比较好。张华平家在村子中央，她姊妹少，家里只有她一个读书的，有哥哥姐姐帮着，也很充裕。姜稷家在村东公路下的山根处，家有三个哥哥，大哥是大队的大队长，劳力壮、家境好，她是老幺，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倍受宠爱。
他们三个虽然不是亲姐妹，但留着同样的发式，穿着同样的衣服，上学一同骑着自行车来，放学一同骑着自行车走，像一支“燕子小分队”。那时会骑自行车的同学少，家里有自行车的少之又少，她们三个一刬崭新的二八“飞鸽”，加上她们青春靓丽的花容月貌，确实引人注目。她们自己心里也充满优越感和“自美”心理。
张华平的座位就在我的身后左边一点。全班只有我和王玉是一条二人桌，其他同学都是单张桌。但中间是四张桌并为一横排，我和王玉突出在四张桌的中间最前面，所以在最左边的张华平就在我的左后边了。我的正后边是她的同桌王清。王清长着一张清秀的娃娃脸，同谁都笑嘻嘻地，尽管学习成绩不太好，但大家不管男女和他相处得都很好。
期中考试以后，张华平总找些问题打扰我。自习课，大家都在做作业，她用笔捅捅我的后背，我一回头，她就说：“给咱讲讲这道题呗！”开始，我都是很认真地给她讲解，而她却不是每次都认真听，双手背在身后，挺起腰身，靠在椅背上，稍微歪着头，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瞅着我。平心而论，她长得挺漂亮的，长瓜脸，格外白皙的肤色衬得眼珠、睫毛、双眉有些黑重，一袭带披肩的海军布拉吉显出身材的挺拔婀娜，和她的肤色搭配也相得益彰。渐渐地我发现她不是叫我讲题，我认为是消遣我，从那以后我就不理睬她了。
天渐渐冷了，有时课间操也不上，不知谁兴起的，利用课间时间歘“嘎拉哈”。“嘎拉哈”是猪或羊膝盖上起连接作用的一块独立的小骨头，有鼓突的一面和凹陷的一面，两个侧面一面平滑，一面凸凹有致。猪的大一些，羊的小一些。有一个布口袋，一只手把布口袋扔向空中，然后去捡那些同面的骨头子，再接住布口袋，按捡起的骨头子的多少计算分值。如果接不住布口袋就算坏，由其他人接着玩。东北的孩子大部分都会玩这个游戏。过去没有什么游戏，晚上家里众姊妹经常聚在一起在炕上歘“嘎拉哈”玩，我也是这样玩过来的，自认为技术水平还不错。看见张华平、付春、于兰、王莲在一起玩，我就自告奋勇，向他们挑战。她们一听人人兴奋，个个高兴，纷纷拽着我的胳膊，邀我参加。我在家里姊妹中算比较厉害的，再说我想我的手大，怎么样也比她们抓得多。可和我的这些同学一比，高下立判。我的手虽然大，但灵活性上却差的太多。她们人人奋勇、个个逞威，特别是张华平和付春，小手像蝴蝶一样上下翻飞，屡屡把六个骨头子一下子全抓在手中。我自叹弗如，甘拜下风，而她们却偏不放过我，每到课间就招呼我。有时分伙打团体赛，我是水平最差的一个，而她们都争着和我一伙。后来，我看自己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又没有赶超的可能，就当了缩头乌龟，再怎么叫我也不参加了，她们也只得作罢。
后来调换座位，张华平和付春坐在我的前面。一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几个女同学把她俩围在中心，张华平和付春抱着膀、搂着脖，摇呀晃啊地在唱歌。我在座位上低头写作业，张华平把我的课桌撞得前后摇晃，使我屡屡把纸戳破，我不得不提醒她：“别晃了，我在写作业。”稍停，她又晃，我又提醒。她却故意撒娇似地晃得更厉害了，我终于耐不住性子勃然色变，拍案而起：“你再晃我可揍你了！”她周边的女同学愕然地看着我，她尴尬地僵在那儿了。她伸过来的橄榄枝被我像柴火棍儿一样抛在旮旯里了，从那以后，她再没主动向我示好。我这个不懂女孩心理的笨小子！
新的朋友圈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逐渐熟络起来。一天下午，一些同学没去参加训练留在教室里，其中几个男同学围着辛智，在看他画画，我也凑了过去。他在临摹一张列宁的肖像，画的惟妙惟肖。我惊叹于他的画技，就与他攀谈起来。
“你跟谁学的，画得这么好？”我问。
“电影院的李光老师。”他说。
“你怎么认识的李老师？”我又问。
“那年夏令营时，李老师教的画画。”
我突然想起来，那是五九年夏天，暑假前老师说：“今年暑假举办夏令营，由三个学校的优秀学生参加，地点就在我们学校，因此，我们校的名额多一些，我们班有十个名额???????”接着，老师点了十个名字，其中自然也有我的名字。
那年暑假一开始，我们都在吴祥家写作业，作业写的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到烈士塔下去玩。烈士陵园分里外两层，围墙里葬的是解放军和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