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翻身得解放。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心中也有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等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个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了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裱了起来，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傲。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工作机会，就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中二次复出，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他一出来就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政治头脑简单，并不明白其含义。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十二大，我们就要整建制的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二十年的军队生活。当时，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没有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没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遭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的心多纯洁。）当时广东卖鱼虾的，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也很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还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还有时间。我身体不好，以及知识结构、智力跟不上时代，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总会有时间陪她的。没想到飞来横祸。回顾我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我知道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为了忘却纪念，也一吐为快。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逝者已经逝去，活着还要前行。——2001年2月8日于深圳任正非接受法国媒体采访《回声报》/k：您是个低调的人，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样的，您来自哪里？任：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