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扣下尾款不给他们,谅他们也不可能到那个时候说不去。
谁知夜里休息的时候,我们争吵的内容、车上的东西、我们这几个人的状态……大概让这些师傅们看出了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要去哪里了。
到了第二天我们吵得最厉害的时候,这些司机推了一个人出来问我们,到底是不是去赈灾。
我们一开始还顾左右而言他,后来根本被逼问的瞒不过去了,这才说出实情,并且试图晓以大义,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云云。
这些师傅一听是去灾区,立刻激烈的反对,并且说那里余震厉害的很,而且开到成都累死人,简直异想天开;还很鄙夷的说,你们这点东西,拉到那里管什么用。
他们这样说,我也理解,毕竟看了地震的惨状,说不怕是假的;关于余震的事情,我自己出门前也非常忐忑,也不敢告诉家里是去灾区。
问题是这样一来,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昭告天下的这次热血行动,根本就进行不下去了。
最后,我们一行人只得黑着脸,一肚子闷气灰溜溜的往回走。
刚准备回程的时候,家里打来电话——我姨在血站有熟人,那天献血我没排队,是她加塞带我先进去验得血;这个阿姨在电话里很着急的跟我说,你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病史,你要早跟我说我就不带你了,你这样还献什么血,快去医院检查吧,你要出事!
那时我还根本没在意。回到福州,我们要卸东西的时候,我们当中最大的大哥跟我们说,这些东西要不要捐到灾区去?
我们心说从福建到灾区,运输成本还不够的呢,不如捐款了。
于是我们商议了一下,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负责办货的那个人,他是长年搞采购的,路子熟,让他再拿去卖了,少点就少点,给他赚点就赚点,这时候我们心里都非常丧气,就想赶紧完事拉倒。
尽管受了点挫折,我们还是想替灾区同胞做一点事情。
我们老大哥在成都的朋友,家里有熟人在民政部门,本来说好这次在那头接我们;我们告诉他我们去不成了,并且问没有物资,我们飞过去当志愿者行不行?
这位民政部门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民政部门正在搞城市间一对一的灾民、伤患转移安置;福州也有四五个定点医院,你们干脆在那里当志愿者算了。
我们一听喜出望外,都表示报名;我们老大哥让他在当地以我们的名义,买十箱饼干和巧克力,表示我们的心意,然后钱我们四个人摊份子,再汇给这个民政部门的同志。
这样,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商量成立了现在的这个“一帮一,爱心福建人”志愿者组织,主要是我们老大哥出钱,我们大家出力的形式,【以一个人帮助一个家庭的形式,给安置在福州的灾民提供生活用品、小孩的学习用品和专人补习功课、进行心理抚慰、组织文艺聚会联欢】之类的服务。
回到福州,我马上去了医院检查,查出肌酐1400多;医生说你这个样子,全身都肿了,还敢到处乱跑,不想活了?
因为医生把这个病说的格外严重,并且当场不让我回家,必须马上住院、通知家人;而且还说,这个病是绝症!
说也奇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人,一被人宣判了绝症,整个人就往椅子底下溜,连动一个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医院说这么危重的病人,马上要住院,明天一早安排血透。
对血透我并不陌生,因为二十二三岁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急性肾炎、可逆性肾衰竭并发肝毒,就在这家医院做过血管改造手术,然后血透了一个月才恢复正常排尿。
所以我定神之后,还存了一种侥幸,觉得这次也是一样,可能挨上一个月的针就能好了,所以还是坚持要回家,跟家人商量。
回到家里,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着急,到处找朋友问;他有一个老战友,是在成都华西医院搞行政工作的,一听说这事马上说,现在全国最好的肾科和血液透析专家都在成都了,因为灾区急性肾毒肾衰的灾民太多,北京的上海的专家都在调来,你去哪里看都不如来我们华西,赶紧来吧!
我们于是定了周日去华西医院专家会诊,但是华西医院不可能有空位留给人血透,所以要马上回来,因此又订了周一下午的机票。
那时根本两眼一抹黑,总觉得其他大医院一定比福州的强,对福州的医院没信心;其实要是有现在这样对这个病的了解和知识,就会觉得那时的想法很可笑——反正这个病都是治不好的,再专家也只能给你血透。
第二天福州医院的人打电话叫我过去,说不管怎么样你先得透两次再说,如果血压心跳平稳,才可以去坐飞机或者去别的地方治疗。
所以第二天中午,我上了血透机,开始血透。
晚上回到家里,父亲睡下以后,我打开电脑,很想找个人说说这事,一口气把心里的痛苦和恐惧倒出来——人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怕死,很需要朋友。
那个时候的我,心里没着没落的,走两步路都踉跄,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可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