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仍在说：“老闵家那边山里有块地，我听他想说找人上山看着，可他家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他家养什么的你知道呀，不认识的么他肯定不放心叫人去的，你啊，就……”
我：“……”
以我对大个儿的了解，他要渡河，河边就有船，他要上天，飞机就恰好有空座，他要吃什么东西，凌晨几点也莫名其妙有人接外卖单……所谓的“闵叔叔在找人上山看园”，有太大的可能是为了帮我妈接受我辞职一事应运而生的。
亲戚近邻之间相互雇佣这倒没什么，什么农忙时雇人收棉花啦、农闲时去谁家厂里做工啦，乡下诸如此类的多得是，毕竟给谁打工就是帮谁赚钱，帮别人不如帮关系好的熟人。可……关键是，我和大个儿还有特别的一层关系在此，我们两个的事他爸又是心知肚明的。叔叔对我们母子向来厚道，我去看园子，他要给我开多少工资？只怕是远高于岗位职责相对应的数目吧，我怎么能拿得心安理得呢。
收入是立足的根本，难道我就这么一无所长吗？难道我连这最基本的一步都必须要靠着和他的关系，来拿与劳动值不相符的薪水？来拿他爸爸的钱？
多年来大个儿明里暗里向我示意，让我在物质上不要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依靠他。可我也是男人，我知道衣食无忧的日子舒坦，但我更希望有一方天地是我为他和我妈撑起的，而不是像没骨头的藤蔓那样依附他生活。如果我在现实的面前还有所谓的“骄傲”的话，便是像一首诗歌中描写的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
“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医院做事。以前越是过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越是不想叫别人瞧不起，加班加点地打工赚钱，逼你读不想读的专业。现在想想，管别人怎么看干嘛呢？我能健健康康活着，看你高高兴兴过日子不就好了？”我妈说，“我问老闵了，那边山里他们住过很多年，没有什么狼啊老虎的，不会危险，但一个人去也肯定不行。你要是说自己去我还不放心呢，可是他们家闵丘如果不在医院干了，你们俩不是正好可以一起去做个伴儿吗？”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间屋，屋里有个大个儿——这情景像幅漫画一样，让我心中一动。
我妈：“你们两个上学住一起，上班住一起，吃个饭、散个步也总喜欢凑在一起，多少年了都不腻……上次我去别人家玩，一个大姐听说你留院，问我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哎哟！”我一听就想挠耳朵，“妈哦，我现在哪有……”
“我想了想，”我妈大概是对我搪塞的说辞早已熟悉，根本不留给我发挥的时间，“你要是真出去找个女朋友，哪天回来换成个女孩子跟你并并排坐，我看了可能还不习惯呢，我就说不要介绍了，你有对象了……”
*
交接病人连同辞职手续足足办了近一个月才办妥。
在等待复函的日子里，大个儿每一天都处于异常兴奋的状态，让我恍惚中生出一种“脱离体制才是他工作的最终目标”的错觉。正是晴空方好的四月天，他像刚刚刑满出狱一般拉着我去这儿去那儿，向他留有印象的沈城美食一一告别，不厌其烦地穿越每一条大街小巷，好像再也不打算回来了一样，这直接导致我们回家时除了原本的行李之外又多带了满满一车厢的东西。
与毕业时见过的其他男生行囊分量相比，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太“明显”了。
然而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因为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带了多少零碎——一进院门，就见村里的闲人老少各聚在一张张半米高的矮桌旁推杯换盏，原本百多平的宽敞院子竟然满满当当地摆开了十多桌地席。席上，什么如意八宝啦，金丝银卷啦，全鸡全鸭、鲤鱼肘子等宴席上久兴不衰的“大菜”都一一在列。
说是迎接两个儿子回老家，但在提着大包小包、穿着新衣新鞋的我看来，我妈和叔叔他们倒像是在为我和大个儿操办一件特别、特别喜庆的事。
离开医院时，科室未当班的同事曾在就近的饭店为我们送行，前辈拍着我的肩膀道珍重祝好，我当时还挺感动的，可再结合眼前的此情此景，我突然有种“我不行医，于是普天同庆”的感觉，心里的滋味一言难尽。
在家闲着的日子我总有些不踏实，正所谓“由奢入俭难”，毕竟在大城市呆了近十年，这乍一下到比我家乡的环境设施还要朴素的乡村，所见所闻差距颇大。以往回来探亲时还不太觉得，现在真要扎根在这儿了，真是往我手里塞一支笔我也不知如何描绘将来的蓝图——从今往后我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个和前二十余年学业完全不相干的农夫了吗？
人在不安时必须要做点儿什么，在我的三催四请之下，大个儿终于带我一起上了山。我们俩的任务就是看看园子，顺便帮叔叔送送货。
与我的设想截然相反，所谓“看护”工作，只不过是住在山上的园区附近，时不时看看园内的一切运作是否正常——正如大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