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陆军各部队也经历了战后大规模缩编甚至撤编的阵痛，除了功勋卓著、战损较轻并且先进程度较高这几个标准之外，还综合考虑了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大规模陆地冲突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等因素，中国国防军陆军将由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开始向快速机动的后机械化部队转化，在这期间，张建元国防部长也在元首的指导下，潜移默化的推进着中国国防军信息化、轻量化的进程。
太初二十七年11月1日，国防部军事改革座谈会在首都济南西郊宾馆会议厅召开。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张建元元帅，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中国国防军陆军将裁剪员额100万！
在二战结束后，中国已经对动员的二级预备役进行了解除动员，将部队员额从650万降低到了430万，在这其中海军占了65万，战略打击部队15万。这次百万大裁军将主要对陆军和指挥机关进行裁剪，这样看起来对于刚刚走出硝烟的中国国防军陆军就称得上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了。
对此，张建元元帅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二次大战后百业待举的当前，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必须硬着头皮把中国及整个中华共同体的经济搞上去，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战略武器，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下一场战争我们将不会大规模的动员青年们用血肉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是动用更加先进的武装去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
由于元首对世界大战的预判，实际上中国在战前十年就已经开始备战，国防军的“臃肿”问题也就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吴宸轩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元首吴宸轩在战争前后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也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二战爆发之后，更是大规模的动员一二级预备役，扩编独立部队，补充一线部队，使得国防军的总员额一度超过700万，当然这与红俄前后动员的1300万军队，德国的980万、美国的750万、日本的720万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比中国的7亿人口基数更是算不上穷兵黩武，但是考虑到中**队的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要求，物资供给量足以相当于红俄军队的三倍有余，即使是中国世界第一的经济水平也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军方将领担心大幅度裁剪员额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张建元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
太初二十八年5月23日至6月6日，国防部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5日，元首吴宸轩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华帝国政府决定，国防军、内卫军与皇家空军减少员额100万。
在国防军建军后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
面对400多万军队，裁减如何下手，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尽管当时中**队有430万（不含皇家空军），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机关人员臃肿，还有什么“图书管理员”、“保密文件打字员”等等。当时，世界主要几个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英国为1∶7；德国为1∶10；美国为1∶12；法国为1∶17，而中国却是1∶3.5。张建元国防部长在国防部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总长。”
按照总参谋部的指示，太初二十八年的精简整编，主要采取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集团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集团军级机构压为师级等;“交”，即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预备役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政”，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上述改革体制办法，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
太初二十九年1月，张建元总长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宫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发生在战后五年的裁军中很多做法，就充分体现了张建元的风格。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