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这座历史不逊色长安的古城并没有受到太大损毁，还保有当年的风韵。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孟津；周公辅政，迁九鼎于洛邑，平王东迁，高祖都洛，光武中兴，魏晋相禅，孝文改制都发生在这里。
作为穿越而来的人，李岱当然要看看这个时代洛阳的风貌，丁四郎等人也无异议，申晖更是主动来当向导。当李岱等人秋游一般缓缓东行的时候，汴梁城里面已经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眼看一场大变革就在眼前。
说起汴梁的这场动荡和清朝初年康熙鳌拜闹腾的那一幕倒是有一些相似：老皇帝归天，心腹大臣辅政，辅政大臣能力出众但是看不起毛都没长齐的小皇帝，小皇帝也看不起老臣指手画脚跋扈专权的样子，于是新帝同老臣发生龃龉，最后新帝用激烈的手段除掉了老臣。只不过由于鳌拜势力集中在首都的城内，所以康熙除掉鳌拜之后还有机会安稳的整合内部，而刘承祐却留下了无数后患在外面，最后身死国灭。
乾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重，任命了顾命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等人，并嘱他们谨防手握兵权的杜重威作乱，二十七日刘知远病卒。苏逢吉等秘不发丧，以皇帝刘知远的名义下诏杀掉了杜重威。二月初一，立皇子刘承佑为国王、同平章事。不久，发丧，宣遗制，周王即皇帝位，即后汉隐帝。这个权力交接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波动。
后汉隐帝刘承祐从即位后，几个大臣分工合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理机要政务；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持征战；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领京城警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管财政赋税。
大家分工明确，刘知远留给他儿子的几个辅政大臣都还算忠心耿耿，能力也很出色，但是问题出在这几个大臣的性格上，杨邠、史弘肇、郭威和王章都是性格刚硬的急脾气，苏逢吉又是一个性格阴柔的人，可以说这些大臣都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比如掌管国才财务的王章，这人是个能吏，他搜集点滴余利，节约开支，以此充实国库，虽然刘承祐才继位跟着就有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的三镇互相勾结叛乱，一直打了两年才平定，但是军队供应没有短缺；到了叛乱平息的时候，除赏赐军队之外，居然还有积余，这在五代这种国家财务经常破产的时期是十分少见的，所以新皇帝登基这几年整个来看国家也基本安定。
但是王章也是个酷吏，他征集赋税苛刻严厉。以前规定，田税每斛之外再交二升，叫做“雀鼠耗”，王章开始下令再交二斗，称做“省耗”；以前钱币的付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王章开始下令收入的以八十文为“陌”，付出的以七十七文为“陌”，称做“省陌”“有违反盐、矾、酒曲禁令的，即使只有一两一钱、一点一滴，也都定为死罪；百姓因此怨声载道。王章还特别不喜欢那些只知道吟诗作赋的文官，曾经说：“这帮人交给他一把筹码，也不知道如何摆弄，有什么用处！”他这个话说得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惜这么公开说出来就得罪了一大片人。可以说他已经把现在汴梁下层老百姓和贵族他都得罪了一遍。
再比如管理首都汴梁防卫的史弘肇，这个人和鳌拜就十分类似：带兵打仗十分厉害，而且治军严格。但是当他用治理军队的办法治理首都，比如还把在当时军队里面的如断舌、抽筋、折足等等用到老百姓甚至一些官员身上的时候，就造成汴梁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很多人因此被冤枉而家破人亡的。这种恐怖的方式确实让首都的地面治安良好，据说还达到了路不拾遗的境界，不过这种良好恐怕没记得老百姓会欢迎。
史弘肇对下严苛，对同僚也一样很不客气，曾经因为当众说文官屁用没有，结果和同为顾命大臣的文官首领苏逢吉当众闹翻，甚至打算拔刀子杀人。酒席上另一个脾气暴躁的顾命大臣王章还因此在酒席上和他当众吵架大骂，这种操蛋的脾气倒是和康熙年间鳌拜攻击同僚的行为隔着几百年前后辉应。
而首席大臣杨邠历来十分秉公办事，退朝回家，门下没有私人拜会，虽然不拒绝四方的馈赠，但有多余的就进献皇上，这在当时五代的事情完全是一个大忠臣的表率了。
但是他做事更过分，对于这个刚满二十岁的皇帝，杨邠的忠诚更像是对自己子侄，有一次，杨邠与王章在刘承祐面前论事，作为逐渐开始亲自处理政务的刘承祐插了一嘴说：“办理这个事情，还应该考虑一下大众老百姓的看法，别让民众有怨言！”这话说得也不算错误，也许在久经政事的人看来这么说似乎有点幼稚，但是站在臣子的角度应该对刚亲政的皇帝给予支持并表示尊重才是正确的表态。而杨邠却完全拿出刘知远还在世的时候那种长辈刘承佑的态度突然说：“陛下不要多管，这事有臣处理就好！”这简直就等于当面给皇帝一个大耳光！皇帝随侍的人员很多都吓得浑身战怵，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
郭威也同样跋扈，曾经在路过洛阳的时候，因为当地的节帅王守恩态度不恭敬，拟堂帖任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取代王守恩作留守。要知道洛阳的节帅可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不管怎么说，郭威对皇帝还是面子上很恭敬的，可惜虽然他在这几个人里面脾气秉性还算好相处，可他这几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