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克彬一强硬，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官就软了。他知道按照国际惯例和法理，索克彬确实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这些船只的所有权，而且美国不好惹，外务省那帮家伙见了美国佬都是低眉顺眼的，靠他们去和美国商务部斗，根本就靠不住。
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官开始和索克彬讨价还价了。
索克彬从骨子里说就是个生意人，一见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官开始讨价还价，态度就越发地强硬起来，非要收回无偿赠送给日本的两艘邮轮。
两个人唇枪舌剑连续磋商了几天，最好商定把美孚公司从八路军拍卖会上竞买的六艘炮艇交还日军，余下的船只由美孚公司组建新的货运船队，正常运营，但是不得离开日军占领区航线，并及时向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部报告船队的准确动向。
口头协议达成了，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官还做不了主，又层层上报，最后索克彬总算是如愿以偿。当然，索克彬还是不得不给日军青岛守备队司令官偷偷地塞了一张五万美金的支票。于是，用八路军缴获船只成立的航运公司就堂而皇之地挂牌运营了。
周子坚找到索克彬，把刘一民的电报指令告诉了他。
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中断了美日航海通商条约，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微妙了。虽然日本人一直在设法与美国谈判，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已经看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正在埋头加速备战，哪里还会与日本重新缔结商约？日本国内正在滋生反美情绪，军方也正在制定对美作战计划，而且开始着手秘密演习。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习惯于做巧取豪夺生意的索克彬就感觉到了阵阵寒意。特别是青岛两次被八路军占领，市面异常萧条，生意也确实不好做。因此，听了周子坚传达的刘一民的指令后，索克彬没有犹豫，让周子坚去操作此事。
事情好办了！周子坚立即联系了青岛到烟台、龙口、大连去的货运买卖，从船队调出镇远号待命，然后就给刘一民秘密发报，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接到命令的赵勇刚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大店，接受任务。
刘一民询问了特战二中队的作战情况，然后就开始布置任务了。
刘一民首先向赵勇刚介绍了东北抗联的情况。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刘一民、罗荣桓、蔡中、赵勇刚坐在司令部大院的一株槐树下面，面前都放着一个白瓷茶缸，边喝边聊。
赵小曼坐在一边，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在作记录。
刘一民介绍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放一枪让出了东三省。但是，东北各阶层不甘屈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组成了一支支抗日义勇军部队，最多时达到30万人。给了日寇沉重打击。可惜，东北抗日义勇军分属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等三个系统，基本上都是以东北军参与部队为基础、吸纳民间自发抗日力量形成的，存在着没有统一指挥、统一命令、各自为战、便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等先天弱点，往往互不救援，孤军奋战，甚至互相火拼。在日军三万兵力打击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到1933年主力就已经消亡的差不多了。后来，南面的义勇军不得不退入关内休整，北面的义勇军经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以国民政府付出370万美元为代价，借道苏联转向新疆。这部分义勇军出发时四万多人，其中家属婴幼儿一万多人。到达新疆后，军队残余1万多人，家属仅有5千人，沿途艰难困苦之多、牺牲之大可想而知，极其惨烈。
赵勇刚问道：“难道都是饿死的？”
刘一民点点头。
几个人都不说话，默默地喝水。
刘一民喝了口水，接着介绍说，抗联是我们党在东北发展起来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6年9月的时候，已经发展到11个军，3万人。其中，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编成，辖东北抗日联军第1、2军，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余人，归南满省委；第二路军辖东北抗日联军第4、5、7、8、10军，以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于1937年10月组成，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归吉东省委；第三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3、6、9、11军，于1939年5月组成，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归北满临时省委。
抗联的情况罗荣桓、蔡中都不是很清楚，更别说是赵勇刚了。三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刘一民讲。
就听刘一民说道：“抗联在东北的斗争，牵制了关东军，成了插在日军心脏里的一根刺。日军无奈之下，采取了我们在潍县击毙的佐佐木到一中将的计策，推行集团部落和保甲连坐制度，把老百姓和抗联割裂开来，而且调集重兵不断对抗联实行残酷的讨伐和扫荡，导致抗联损失越来越大。特别是1938年元月开始，日伪军的扫荡频率越来越高，抗联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了。到现在，经历这么多的艰苦战斗，抗联主力怕是已经损失惨重了。”
刘一民只知道损失惨重，到底惨重到什么程度，他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历史毕竟发生了改变，自己造就向中